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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1327    发布时间:2019/12/9

时间:2019年11月5日下午

地点: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资料馆7楼会议室

对话者:

饶曙光(中国文联竞技宝手机端艺术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

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向竹

版权:《当代竞技宝手机端》杂志社

来源:《当代竞技宝手机端》2019年第12期



二.理念与实践:共同体叙事的关照视角与现实缺失


饶:发展到新世纪,我们面对更复杂的形势。在此,我提出一个概念,即“共同体叙事”,这是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或者说区域竞技宝手机端的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一方面这关乎国家意识性话语建构,另一方面是需要通过共同体叙事来寻找与市场、大众还有国际进行对话的空间。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饶老师所提“共同体叙事”,这一概念的阐释力我认为是较为强大的。现在来看,“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都是主流竞技宝手机端,同时也都是符合共同体叙事的竞技宝手机端样式。在地域竞技宝手机端和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呈现方面,“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的共同体叙事,让中国竞技宝手机端有了一个能被最大多数民众或本土受众接纳的平台,所以才出现那些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作品。从历史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竞技宝手机端作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还是会继续得到张扬。


主流竞技宝手机端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主流市场竞技宝手机端,另一种是主流价值观竞技宝手机端。一般来说,主流市场竞技宝手机端应该也是主流价值观竞技宝手机端,但主流价值观竞技宝手机端就并不一定符合主流市场的诉求。两种主流竞技宝手机端的中介,或许就是“共同体叙事”。


主流竞技宝手机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应该坚守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除主流竞技宝手机端之外,很难用其他的竞技宝手机端来完整地表述自己。


事实上,任何国家只要以国家的方式存在,就必然要以主流竞技宝手机端的方式来定义。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地域竞技宝手机端或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应该是主流竞技宝手机端,要具有共同体叙事的特征,要在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诉求都能接纳的平台上来展开。藏族竞技宝手机端或称藏地竞技宝手机端,作为竞技宝手机端作者的艺术探索是可以理解并予以支持的,但从区域竞技宝手机端整体发展的维度,其叙事还是要放在全球化和国家民族的对话空间。事实上,藏地竞技宝手机端也确实需要这么做,无论是万玛才旦还是松太加的竞技宝手机端,因为过于单纯或者说过于藏地化,会感觉它反而又成为了“景观”或“遗产”。这种“景观”和“遗产”,很难摆脱为国际竞技宝手机端节或某些利益集团提供消费的口实,这一类竞技宝手机端,是溢出了共同体叙事之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信仰叙事。当然,对于共同体叙事而言,也是在与特殊的“非共同体叙事”的对话交流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的。

 

饶: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李:是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整体发展,需要共同体叙事,需要在共同体叙事的语境中寻求为更多观众所喜欢、为更大市场所接纳,甚至导向竞技宝手机端自身的样式化和类型化。“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提供了一些经验。


饶:“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是相对单一、比较同质化的,但是它的基本的核心理念是现如今我们所需要的。


赵:按饶老师的理论,实际上“十七年”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非常符合共同体叙事。但是除了对主流价值观的表现外,“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中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绝大部分是按类型竞技宝手机端来进行制作的,如歌舞、喜剧、情感、悬疑等竞技宝手机端类型。如《内蒙人民的胜利》《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伴侣》等。再如《勐垅沙》这种少数民族题材也有很强的类型感,包含了战争与悬疑类型。另外,《芦笙恋歌》和“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中《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三大经典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等都是经典的情感或喜剧类型,与现在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有很大差别。由此看来,“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以类型表达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共同体叙事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类型叙事继续体现在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里。如之前提及的塞夫、麦丽丝的竞技宝手机端,利用骑马这一少数民族的特性来营造类型、实现新的类型构建,则是很值得学习的。另外,《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样的影片,也有一定的类型意识。而之后《天上草原》《黑骏马》等影片尽管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但已经偏离了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类型美学。到新世纪以后,新疆、西藏以及内蒙古区域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更是将少数民族这一元素作为表达作者个人理念的工具,成为艺术呈现的手段,而缺失了把少数民族特色作为营造类型的创作手段,缺失了对类型美学的继承,甚至出现了作者化的倾向。我们回顾“十七年”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创作史,将其与现在的发展情况相对照时不免产生这种遗憾。


当然,这种类型的偏离有着产业、文化以及美学等多方面的原因,应当从历史中寻找出值得反思并能引导创作的经验。我们不能将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完全用类型代替,但完全抛开类型和传统来拍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同样是不可取的,也背离了共同体叙事。


胡: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公开化地进行讨论,饶老师的共同体叙事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实际上,“十七年”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其初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十七年”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是以阶级论来消解民族文化之间的分野,消弭一种“分别心”。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家这一概念还并未完全在全国范围内凝聚起来,也没有形成普遍的中国人观念。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范围地使用大众媒体——竞技宝手机端来生产共同体影像。而中国竞技宝手机端的历史功勋之一,即是参与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当社会文化转型后,文化生产随之转型,竞技宝手机端也进而转型,开始生产所谓的“分别心”。我认为,不管是田壮壮导演的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还是后来所谓的“母语竞技宝手机端”,都是在生产一种“差异性”,这是文化转型后普遍的现象,是符合转型逻辑的竞技宝手机端文化生产。但是我们从饶老师提出的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思考我们现在还要不要继续建构共同体?我们的建构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我认为是没有完成或完成不够完善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竞技宝手机端作为一个现代媒介,它仍然可以承担建构民族国家的功能。刚才提到新疆竞技宝手机端的调整或转型,恰好回答了当前的一些困惑。如果当前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在生产“分别心”,同时又没有引起全民的关注,那么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已不可能恢复“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辉煌。


民族国家建构或者是共同体叙事对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一方面是可以深入挖掘的。近期有部竞技宝手机端《为国而歌》,讲述聂耳的故事。由此,我生发一些感想,聂耳19岁到上海来,卷入了当时主流文化中翻江倒海般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潮流中去,他的母亲是傣族人,他的音乐里有多民族文化的基因,最后成为了国歌的创造者。这是一个隐喻。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不再具有当初的辉煌,大体是可以从共同体叙事、共同体建构的角度去探讨。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是需要关注到全民性、全国性的话题。如周子阳的《老兽》,如果只局限于蒙古族牧民生活,必然难得到观众青睐,但是作者将牧民置于城镇化建设当中讲述,会有更多的观众有代入感。


饶:关于这个话题,我认为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如果地域竞技宝手机端或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没有全民性、全国性,而都是在地性或者说内部对话,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了“十七年”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在建构现代国家发挥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而且还有继续强调的必要性。刚才大家谈的也给我一个启示,尽管“十七年”竞技宝手机端叙事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解放叙事和边疆叙事,但是它深藏着或者说无意识状态中是一种“共同体叙事”。到了新时期出现了转向、转型,转化为人文叙事、艺术叙事、“作者叙事”或是生产差异化个性化的叙事,再到如今又提倡的共同体叙事,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脉络。


其实,随着飞机、高铁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实际上所谓“中心”与“边疆”的距离越来越缩短,“遥远”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去时。尤其是全球化、互联网背景下,“地球村”的出现,中心也好,边疆也罢,都成为了地球村的居民、公民,成为了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更深一层则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共同体。可以说,“共同体叙事”是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事实上,“共同体叙事”在很多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中都有表现,如《乌鲁木齐的天空》《真爱》《季风中的马》《远去的牧歌》《屋顶上的马奶节》《西兰姑娘》。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探讨共同体叙事的现代维度。关于这一点,当然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国来讲就非常重要、极端重要。其次,从艺术发展内部需要方面来看,也需要回到艺术初心的层面,实现全面性和全国化。


我认为至少有几个关键词应该引起注意。第一个是生态。有很多影片,包括《远去的牧歌》《季风中的马》《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都凸显了生态方面的问题。生态不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它只是通过地域表现出来,其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很多的地域性竞技宝手机端都表达了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共同面临着生态的变化,同时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态问题不是某一个地域、民族能解决的,它所要面对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个是城市,或者说是城市化。前段时间,我策划了一部竞技宝手机端《西兰姑娘》。影片讲述了少数民族进城以后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困境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生活。同类型的竞技宝手机端也有很多,如内蒙古竞技宝手机端《屋顶上的马奶节》讲述的是在深圳生活的蒙古族人民。《西兰姑娘》拒绝从历史传说、偏僻落后的山村寻找艺术灵感,甚至为了挖掘和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不惜花重金建构、打造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和奇观,而是坚持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创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将镜头对准和聚焦远离家乡到大都市打工的土家族女孩西兰遇到的人生困惑、情感纠结,以及与各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失落。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会对普通人、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人在力度越来越大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卷入大都市成为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如何在大都市生活?“原著身份”“新移民”身份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关系?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如何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现实?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创作和生产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追寻共同体叙事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


第三个是网络。我国现有8.6亿网民,同时90%的少数民族人口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在全新的网络环境与传播环境的大背景下,网络改变了地域本身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同时,少数民族在虚拟时空获得的信息,与其过去封闭的、边缘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当前,很多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过分强调在地性,反而显得勉强、矫情。片中设置的少数民族民俗景观都是重新生产出来的,为民俗而民俗,执著地表达现在生活中已不复存在的很多东西,必然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样看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明确的态度,并进行更加准确地理论阐释,免得一部分导演落入“执著追寻地域文化与原生态文化”的窠臼中。现在有些竞技宝手机端走入了误区,其影响力受到本身限制,这无异于把自己封闭起来。

 

李:从共同体叙事进入到生态、城市和网络,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讨论,主流竞技宝手机端或者共同体叙事的概念将会遭遇到挑战。因为生态、城市抑或是网络,对于理解国族竞技宝手机端、地域竞技宝手机端以及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异质化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应该重新进行相应的思考。我的疑惑是,当我们用生态、城市和网络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和地域竞技宝手机端的时候,是否可以期待一种共同体叙事?


我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一种共同体叙事可能不复存在了。或许它会生成为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或呈现方式,以及对共同体叙事的一种自反性的探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在不断追求共同体叙事的过程中,共同体叙事被解构。


关于生态、城市和网络对族群的影响,在美国以及欧洲竞技宝手机端中,已经较早地展开讨论,并且把个性化的思想艺术探索和商业化的观众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撞车》这样的竞技宝手机端,因为种族冲突在欧美确实比中国还要更加明晰、更加普遍。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在这方面学习得太少了,获得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地域竞技宝手机端和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可以更进一步地打开局面、扩张视野。这不仅需要理解全球化语境中的生态、城市和网络,而且还要向更多更好的欧美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竞技宝手机端学习。不可以总是把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作为卖点,为少数的受众和竞技宝手机端节服务,这种做法很可悲。实际上,当今人类的生存已经处在共时态的同一空间,在欧美竞技宝手机端里很少能够看到这种特异的景观化的呈现。


当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强调自身特性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自我封闭,是对网络和城市的一种隔绝。但这种竞技宝手机端又不得不倡导自身的个性,也就是胡谱忠老师所说的“分别心”和差异性。因此,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把握自身,将故事与价值观纳入到生态、城市以及网络的视野中,对于中国竞技宝手机端来说还是新的命题,对于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和地域竞技宝手机端来说更是如此。


饶:我认为共同体叙事这个概念,其本身应该与差异化、个性化保持张力和平衡,从而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共同体叙事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应该是单一化、同质化,更不应该是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


李:如果说“十七年”的共同体叙事追求同质化和单一化的话,那么,现在提倡的共同体叙事一定是含纳个性化和多样化,甚至还包含了矛盾性。但在共同体叙事中如何面对网络和城市这些命题,可能从叙事到价值观层面都要进行重构。


饶:在我看来还是螺旋式地上升,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从现代的维度,从生态、城市、网络的维度去思考,拓展出共同体叙事的新空间。这个空间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现代感,它应当包括个性化、差异化以及在地性的表述。共同体叙事更多的还是面向未来的文化空间、审美空间及意识形态空间。


赵:刚才你们两位关于共同体叙事的对话,让我们更能清晰地理解共同体叙事概念。在此框架下论述到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创作,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原生态文化及其展现的问题。


原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必不可少的元素。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缝合与间离:对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一种评析》。我认为,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既需要缝合又需要间离。所谓缝合,是指在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时应在原生态文化层面实现缝合,这需要进行更多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展示;而所谓间离,指的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应当保有一种“他者”的眼光,更多地运用类型化的手法,同时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去介入。这样可以将缝合跟间离有效地统一起来,形成适当的配比,作品才能成功。我们之所以认为“十七年”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缝合跟间离的配比恰到好处。


原生态文化在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中承担的主要作用是缝合,但也要对其进行有效的间离。刚才谈到的生态、城市、网络三点,可能是当下进行少数民族创作实现间离性的重要手段。如此一来,我们以这种方式便可考察少数民族的特性,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生态变化、城市文化以及网络生活中有怎样的变化。


我认为,“十七年”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最重要的间离手段就是对类型化的使用。但当下类型化不再能够充当间离的有效手段,甚至出现了同质化现象。当下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时,如何运用这样的间离手段,还是一个课题。但生态、城市、网络这三方面不仅可以提供形式上的间离手段,更多的还可以进行内容方面的间离,甚至对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以及缝合和间离的有效配置,也会起到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和作用,能够引起业界与学界对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的注意,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


胡:现在关于传统的生产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从后现代角度来看,关于传统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建构都是有违现实的。作为现代人,其身份都是多元的、游动的。现代人在这种多重身份里,可能会侧重于某一种身份,这也造成了个体或群体都在根据自身需求来生产身份认同。此处还涉及到多元文化主义话语。我们从发生学或是动力学的角度分析多元文化主义话语,它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母语竞技宝手机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实际上来源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理念。


这种原生态的生产存在着诸多问题。原生态文化的生产,既有文化本身的驱动,也具有商业性的驱动。因为原生态文化本身涉及到奇观的展现,自然是具有商业性的。而在意识形态上,它又具有某种内在矛盾性,孜孜以求地保持文化的原生态,实际上阻断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些可能性。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间”话语的生产。在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或民族志影像中,“民间”的观念是非常强的,它是社会文化转型之后的话语形态,实际上“民间”并非是透明的概念。现在在一些影视人类学的纪录片中,便会发现作者已经深陷在“民间”的执念中了。


关于网络生产的问题也值得研究。网络生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所谓的传统原生态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强。因为网络本身具有多面性,我们可以从一些网络影评可以看到这一点。


三.辨析与交流: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概念边界及其传播策略


饶:除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创作之外,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研究也是学界热点。我最近参加的会议中,其中新疆、内蒙古以及云南的学者都写了很多相关的著作,包括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史、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


我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些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王志敏老师观点的影响。王志敏提出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三个原则:题材原则、作者原则、文化原则。题材原则很好理解,而作者原则是以作者出身论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同时这个概念更强调文化原则。这个理论看似完整、实则缺乏现实的适用性,且具有极强的排外性——这意味着除了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是原生态母语竞技宝手机端,其余一概不属于此范围。早在2012年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资料馆和北京市民委组织的中国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高峰论坛时,我跟牛颂主任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舍弃“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而转用“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这一表述,就是因为它的排外性封闭了更大的言说空间。因此,三个原则是理论推演而不具备创作实践的可行性,尤其是作者原则和文化原则的极端化容易造成自我封锁,值得反思。事实上,如果把汉族导演拍摄的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都排除在外,那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研究的范围和空间基本上也就被封闭了。


当下需要寻找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或者地域竞技宝手机端的良性发展路径,而非自我圈地、自我封闭,需要更加符合创作实际、更加面向未来的理论指导,为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发展打开新的思路与空间。


李:厘清“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概念,是探讨问题的核心所在。从目前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研究学者及其成果来看,我也发现了这种状况的产生。当然,采用王志敏老师概念的学者们,实际上大多并没有真正贯彻其主旨。


当下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或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处于不断建构中。它成为一个流动性的概念,没有本质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什么竞技宝手机端才有资格被称为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这是一个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上来说,还是要倡导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开放性、对话性及流动性。这不仅是主流竞技宝手机端作为产业的需要,也是世界性的需求。


面对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语境,固步自封地设定一个概念,然后围绕这个概念展开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好的做法。当前的欧美各国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大多都是在一个多元的、矛盾的时空里展开。保持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或者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流动性、开放性,不仅是创作实践的需要,而且符合网络、城市以及生态的要求。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进行文化选择的时代。我不太主张一定要寻求权威的、唯一的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概念,更关键的地方在于:各种丰富的论述和讨论,能够形成我们最终面对的话题。当采用某一概念的时候,无论是历史性的写作、批评性的反思还是创造性的实践,都并非按照我们的设定,这也恰恰是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张力及魅力之所在。


或许在未来,当整个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城市空间和互联网,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真的就不复存在了,从而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方式和文化性的形象。到那个时候,辨析它的题材或作者,其实际意义都不大。

 

赵:我认为,这种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的创作。界定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关键在于竞技宝手机端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的竞技宝手机端即可视为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不必探究竞技宝手机端导演的民族身份。这样的界定才能避免我们的创作与研究陷入不可知论。


另外,当前出现较多的少数民族母语竞技宝手机端,这可能是进行原生态文化缝合的表现,同时这种母语竞技宝手机端也符合刚才提及的题材论。那么,少数民族母语竞技宝手机端算不算华语竞技宝手机端、它在华语竞技宝手机端中处于什么位置等问题,这些也是我们在研究、辨析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概念时所遭遇的理论危机。我认为从概念上来讲少数民族母语竞技宝手机端,毫无疑问是华语竞技宝手机端。华语竞技宝手机端不能作为纯粹的语言学概念,它更属于文化学的概念。


胡: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命名与修辞: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元问题”》,对王志敏老师的观点基本上是批评的态度。因为其观点有矛盾之处,比如王老师认为广春兰的竞技宝手机端是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因为她本人是少数民族。但广春兰是锡伯族,而她拍摄的是维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竞技宝手机端。这实质上还是一种汉族与少数民族二元论。王老师是在用西方少数族裔竞技宝手机端来比附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民族知识体系与中国本土民族知识体系之间是不等同的,这种比附也带来了误导。


中国本土的民族知识系统比较封闭,而王志敏老师的理论概念梳理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属于那个时代的理论生产,必然有其局限性。同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者需要学习和研究本土的民族知识系统。因为中国的民族知识体系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知识系统,在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的民族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一套知识体系。


这套知识体系影响着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如果对该体系没有足够掌握,讨论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就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确很难得到边界明确的概念,实际上更适合采用李老师的观点,以约定俗成的开放性概念进行研究。


饶:刚才胡老师从知识体系的角度,对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进行了更全面的思考。我当时对王志敏老师的观点也存在质疑,认为这一概念与创作实践不太吻合,可能会对创作造成某种偏颇性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新的思考,因为最终所有的理论还是应该为创作实践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人为地把实践限定在理论框架中。


地域竞技宝手机端或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归根到底就是竞技宝手机端。最终决定竞技宝手机端品质的是竞技宝手机端本身的力量,竞技宝手机端本体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影片的价值。我们应该回到竞技宝手机端本体的角度,处理好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考验着竞技宝手机端人的艺术智慧。


我们最后来探讨一下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我和我的团队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史》译成英文以后销量还不错,这意味着西方对我们民族的话语体系比较关注。有人就说,如果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或获奖,很有可能就是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


依照过往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节的经验,国外不少竞技宝手机端节的选片人所挑选的十之七八是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尽管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在国内市场受很多制约并存在不足,但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讲,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也为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李: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或者区域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是一个比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更加复杂的命题。


首先,需要真正就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在国外传播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包括竞技宝手机端与其适用地区,其呈现方式以及反馈等指标,这些问题必须要进行非常细微的研究,而非仅仅是数据性分析或是定性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很多问题都是有影响的。需要对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的具体状况进行具体分析。


最常见的方式,是以对奇观的表现“走出去”。文化奇观是人类社会中的特殊存在,能够在国际竞技宝手机端节上被认同与肯定,满足渴望了解中国民族状况的海外政治家、知识分子及一部分观众的需要。


获奖竞技宝手机端的艺术价值,当然也是应该符合国内的文化认同与评判体系的,但在被认同、被接受的过程中,涉及政治、文化等多种原因,目前为止还是缺乏较为深入的具体分析。


如果没有对以上问题的认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国外竞技宝手机端节选片往往更多地考虑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这就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担忧。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现象对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发展,也不一定有利。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到底如何“走出去”,以及如何定义“走出去”,等等,这些问题复杂无法回避。


赵:我很赞同刚才道新老师谈的观点。关于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有过论述。我始终认为,以国际竞技宝手机端节获奖的方式难以称作真正的“走出去”,像《英雄》《卧虎藏龙》这些影片进入国外市场的主流院线,才是真正的走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将竞技宝手机端节获奖影片和进入国外主流竞技宝手机端市场的影片混为一谈,不能以表面数据来推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或是来寻找其复杂成因及规律。


国外受众对中国少数民族形象的认同必定受到其本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候很微妙的原因就能有很明显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有规律可循。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关键在于以“陌生化”手段来产生出共享价值、共同价值。区域竞技宝手机端在“陌生化”方面更具生产力,但仍需向共同价值靠拢——后者是受众接受的基础与可能。以上两点,我认为是在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中必须共同存在的。


在创作过程中将“陌生化”理解成原生态文化的展示,简化为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背离,是不可取的。相反,应利用“陌生化”达到类型化,来进行现代化构建。因为类型隐含着全球竞技宝手机端观众所能够共同接受的叙事语法,很多非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之所以能够“走出去”,正是因为采用了“陌生化”来进行现代化构建,尤其是建构出具有东方色彩的竞技宝手机端类型。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也需要这样的路径来“走出去”,真正实现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走出去”。

 

胡:在国外竞技宝手机端节强调差异的趣味及其惯性下,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获奖大体符合东方主义逻辑,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的传播和接受状况确实存在可考究之处,不要为隐含着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身份标识而感到荣幸。新的历史时代下,应破除对国际主流影展的迷信,不把获奖当作真正的“走出去”。


但是,在涉及到中国软实力传播以及世界格局建构的国家与地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应主动走出去,并在文学批评、竞技宝手机端批评方面,配合以相应的回应。另外,跨区域的民族题材合拍片也应当走出去。所谓跨区域民族或跨境民族,如新疆的哈萨克族,就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中哈两国合拍了竞技宝手机端《音乐家》。“一带一路”沿线有巨大的文化生产潜力和生产空间,不仅是实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途径,也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途径。


饶:对中国竞技宝手机端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倡议,更是历史性的机遇,为中国竞技宝手机端的传播提供新的支撑点。另外,从国家层面来看,无论是地域性竞技宝手机端,还是整个中国竞技宝手机端,都应当在世界上展示一个更加丰富立体、更加真实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我国竞技宝手机端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有关方面的问题,提出共同体叙事与共同体美学,其中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和诉求。但同时也为区域竞技宝手机端,对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发展,确定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方向和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必须在政治上坚持中华民族一家亲、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上坚持“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并且逐步走向“一体多元”;在美学上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走向“美美与共”。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也必须从数量型发展转为质量型发展,用心用情用功创作出更多更高质量和品质的竞技宝手机端,在实现自身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为中国竞技宝手机端的可持续繁荣发展做出更多的文化贡献、美学贡献。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的黄金时代,最终是靠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人自己奋斗出来的……


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各民族都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都认同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又呈现出“一体化”的格局。因此,中国少数民族竞技宝手机端创作和生产不仅仅是艺术问题、美学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发展的问题,是传承弘扬多样性民族文化、实现多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载体。


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竞技宝手机端,我们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辩证法,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螺旋式的上升。同时,要强调在共同体美学、共同体叙事的大方向下,注重各地域竞技宝手机端的在地性和差异性,进行个性化、多元化的探索。从国际层面来讲,我们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竞技宝手机端的一个维度,一个支撑。



编辑:赵腾飞

校对:谢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