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竞技宝入口嘉陵江经济文化协会      协办:竞技宝入口竞技宝手机端微竞技宝手机端协会
主编:何朝礼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0817-2319868       邮箱59405888@qq.com
2020年1月26日    星期日
当前位置:首页 > 影视资讯
竞技宝手机端-竞技宝入口-lol投注平台
人气:1297    发布时间:2019/12/13

重写竞技宝手机端史

作者:秦翼

责任编辑:檀秋文

版权:《当代竞技宝手机端》杂志社

来源:《当代竞技宝手机端》2019年第十二期


方寸之间的胶片,看似是竞技宝手机端工业中最微小的环节,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原料的缺乏,和实业界对于竞技宝手机端事业的不重视,没有大资本设厂制造”,(1)胶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耗费巨额外资,且价格的涨落完全受制于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因被卷入全球性金融风波及受战争的严重影响,胶片价格疯涨,来源日益紧缩,不仅大大增加了竞技宝手机端制作成本,也深刻影响到竞技宝手机端业的资本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胶片问题更成为扼制竞技宝手机端产业的命门,竞技宝手机端界虽努力抵制日本胶片,但因胶片来源彻底断绝而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上海竞技宝手机端界集体“沦陷”。本文欲从该时期各类资料中找寻及拼合出自全面抗战前后至日寇完全占领上海期间,竞技宝手机端界逐步升级的胶片危机,并分析“危机”直至今日的延续,剖析这一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业、制造业乃至国家政治的深沉伤痛。


一、危机之初起:


金融风潮,资产整合


“拍影戏用的胶片,在英文名是叫Film,分Negative‘底片’(又译为正片或母片)和Positive‘面片’(又译为副片或子片)两种。”(2)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胶片主要来源于德国及美国,主要品牌为“德商德孚洋行的‘矮克发’和美商柯达公司的‘柯达克’”,期间也有“比利时的‘三角牌’,美利坚的‘迪邦’,英吉利的‘乔治’,和意大利的‘五角牌’胶片来沪行销。价目比较便宜,但都不能得到影戏公司当局的满意”,未能形成市场规模,“旋起旋灭”,同时“矮克发”(Agfa)和“柯达克”(Kodak)“这两家虽然在营业上为敌体,可是在价目方面,却声应气求,保持协调精神,从来没有一丝高低的”。(3)因此,30年代中期以前,胶片虽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尚属稳定,基本未对竞技宝手机端业构成过沉重负担。


20世纪30年代,竞技宝手机端胶片第一次明确的涨价,见于1935年11月。报纸刊载,因“金市高涨关系,外商胶片售价,已定自本月起,一律涨价二成。以前正片每尺为一角五分,现须增至一角八分,副片每尺三分九厘,将改售四分七厘”,按万尺计算,相差则为“三百元与八十元”。(4)这则消息隐藏于《娱乐》双周刊一众女明星花边新闻下一角,对普通读者来说,许只是动荡时局中一则无足轻重的小消息,但对竞技宝手机端业却是一场危机的初始。


以当时国产竞技宝手机端公司的翘楚联华公司为例,公司核心人物陆洁的日记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5月,涉及胶片的记述尤为频密:“(1935年10月)廿一日泣残江本定今日开拍,积欠柯达恒记太多,取不动底片,罗嘱停拍。”“(1936年1月)十五日迷底片已用到三万四千尺。”“(4月)十一日昨拍1605尺,为拍有声片以来之记录,NG过多。”“(4月)十六日因欠黑房洗印费,被扣住洗出底片不交。”“(5月)八日迷片苏州外景用片特多,孟已两次回来添取底片。”“(5月)十五日孟由苏来电话要底片。”“(5月)廿六日各戏均不能拍,到(倒)可配音则赊不到声带片。”(5)


胶片涨价涉及的不止拍摄用的“底片”,还有洗印拷贝的“面片”、配音所用“声带片”,甚至洗印药水等一系列相关产品。1936年初,胶片再度传出涨价一成的消息,(6)报刊评论称:“奄奄一息之中国影业,受此打击,益将乏力支持。”(7)这样的喟叹难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仅为制片成本一部分的胶片,两三成的价格涨幅,对竞技宝手机端业果真如此致命吗?


考察可知,这场危机涉及的不止是联华公司,还有整个国产影业。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可谓风雨飘摇,“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战争威胁、各地自然灾害不断,但对经济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中国不断被卷入国际性金融风潮。民国初期,我国实行银本位,金贵银贱,因此欧美日等金本位国家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最初并未强烈波及中国。进入30年代,上述国家为促进经济恢复、扩大海外市场,逐步放弃金本位。1934年5、6月间,美国相继通过《白银法案》和《购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刻意提升白银价格。至10月,白银价格较伦敦1931年、纽约1932年的最低价高涨逾一倍,“斯时以国内较贱之白银,运赴银价较高值市场,脱手出售,自属有利可图”。(8)觊觎中国白银的不仅仅是欧美,上海市民记载,无数小钱庄大量收购银元运往虹口,“大批银元都装箱运到了日本去”。(9)中国在1932年以前白银一直入超,自1933年起变为出超,当年出超14154259元,1934年出超竟高达259941414元。(10)大量白银的外流,加之白银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对外贸易输出锐减,国内“工商各业,既感凋敝,金融恐慌,尤为剧烈”。(11)经济萧条、通货紧缩使民营企业和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经济面临崩溃。


竞技宝手机端制片本就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此时不论是银行还是投资者,对于有风险的娱乐事业似乎都已无暇顾及。从陆洁的日记中不难发现,1935—1936年上半年,资金短缺使联华公司举步维艰,赊账、欠薪、被断水电已是家常便饭,此种困境正是上述全国性白银风潮的一个末梢。这时再遇胶片涨价,即便只涨二三成,对联华公司来说也是颇为致命的打击。为解开资金困局,1936年4月,罗明佑曾赴港集资,在银根如此紧张之际当然是一无所获。(12)为此,一向依仗财力雄厚,喜欢数片齐头并进的联华公司不得不压缩制片计划,只保留有“生意眼”《迷途的羔羊》等片。(13)一手创建联华公司的罗明佑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据报道,他想出的应急之策是孤注一掷地购入四万尺底片,“打算把香港比较好的几部片子,改录国语,(14)携回上海去”,但此举根本未奏效,反被报章讽刺:“这在他平时的地位上”,可算“有点无聊”。(15)


融资失利和应急之策的无效,终于使联华公司难以为继。《陆洁日记》多次记载,一直在经营上与罗明佑颇有嫌隙的吴性栽此时已为联华公司多次垫付期票。报刊披露的具体数目则为“《浪淘沙》压了三万元,《迷途的羔羊》与《到自然去》共压了十万元”。(16)在联华公司接连受挫的经营中,吴性栽逐步占据了主动。吴性栽除了颜料生意外,还在经营矮克发胶片的公司拥有股份,财力雄厚。同时,自1935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与英美达成妥协,以白银换取大量外汇,“成为英镑和美元的共同附庸”。(17)1935年11月13日,政府宣布改革币制,正式推行法币。随着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白银流失被有效遏制,当年出口量官方统计为5940万余元。(18)进入1936年后,工商业有所复苏,通货紧缩稍缓解。但是在影院经营上长袖善舞,在“国片复兴运动”中惯走上层路线的罗明佑,并没有能撑到这一轮经济回暖。1936年8月起,吴性栽凭借在上海经营多年的积累和浙商集团的雄厚实力组织“华安”银团,虽在罗明佑口中两者是“宾主关系”,(19)实则是吴性栽已执掌了联华公司。


有舆论将这次联华公司的资本更替视为“省界观念”(20)的争斗,即作为浙商的吴性栽及吴邦藩等人与罗明佑、黎明伟等代表的粤港资本的较量,但“省界”显然没有成为吴性栽投资的边界,同样是浙商的张石川的明星公司也面临着吴性栽的资金介入和收购威胁。1935年中,不景气的余波辐射到刚刚失去郑正秋且问题重重的明星公司,几乎使其陷于绝境。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周剑云力挽狂澜,并以全部资产向“交通银行抵押了十六万”得以暂时维持。(21)但至年末,明星公司再度资金断绝,又一次大举裁员,(22)并不得不接受吴性栽所组银团的六万投资。除“明星”“联华”外,此时的艺华公司也为吴性栽染指。作为附加条件,这些公司自然无一例外都改用了“矮克发”胶片。(23)或许真如报刊消息所说,吴性栽野心勃勃,希图建立起上海影业托拉斯。如果不是其后的全国性战事,及1935年成立的新华公司作为后起之秀经营与资本都十分优质,吴性栽很可能在30年代末就完成了对上海影业多数资产的兼并。


与当时报章上较为一致地为“联华”“明星”等公司的命运叹惋不同,笔者并不倾向于简单否定吴性栽为代表的资本集团的介入对于中国影业的价值。毕竟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艺术、技术、市场均可毫不冲突地成为其伴生品,好莱坞的发展就最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但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这一轮资本整合的背后,体现的是经济与科技积弱的中国在竞技宝手机端产业中的不能自主。原本只是竞技宝手机端工业链条中一小环的胶片供应居然可以左右竞技宝手机端业,而作为欧美竞技宝手机端产业最末端的胶片代理商几乎获取了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垄断地位,这才最令人唏嘘的。当然,这一切仅仅是危机的开始。


二、危机之升级:


来源告急,三地交困


1937年元旦,沪上流行竞技宝手机端娱乐杂志《电声》出了一期“狂大”号,作为新年来临和出版五周年的庆祝。《电声》第六个年头的首期用了可爱的孩子来作封面,并在卷首寄予新年美好的希望。然而,从第二页起,明星公司、天一公司、但杜宇等负债、被控告的消息就充塞了版面;紧接其后,一则名为《大批某国出品廉价胶片秘密运华谋倾销》(24)的消息十分引人注目。报道称,“最近,忽发现有某家洋行运到大批影片,完全系某国制造者,现在正于秘密中派人进行向各家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兜揽生意,每尺底片,仅索价国币一角一分,副片每尺只收三分”,且可记账到年节结算,如此做法可算对困境中的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十分迁就。报道随即指出:“各竞技宝手机端公司负责人,绝非毫无心肝之辈,假使不是丧心病狂,想必不致因贪图便宜而购用仇货吧。”原来,廉价倾销的胶片竟来自敌国日本!《电声》如此肯定上海竞技宝手机端公司不会接受日产胶片,是源自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界强烈的反日情绪,而此时离上海被日军侵占却已不远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开战。同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集中于上海的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业遭受重创,所余力量转移到租界,不久之后即在“孤岛”恢复竞技宝手机端生产。上海进出口贸易遭受战事直接影响。据海关统计,至1938年,在战时中外贸易额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上海进出口贸易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仍由50%有余降为30%,(25)直至1939年“孤岛”情况较为稳定才有所恢复。其后欧洲战事紧张,德国胶片工厂转为军用,加上国内对德货的日益排斥,矮克发胶片逐渐减少,美国商船也部分停止了远东航线,胶片来源告急。


1938年起,日军将华北沦陷区回收的大量法币转运上海市场,利用国民政府的战时外汇自由兑换政策大量套取外汇,加之投机商人伺机而动,导致外币兑换价上涨。虽然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及时的对策并实行外币限购,英国汇丰银行亦参与平稳外汇,(26)但进口商品价格已经普涨,物以稀为贵的胶片更是“逐渐增加了二十成”,之后又因为“欧战发生缺货”“又忽然涨了十成”“计前后增加了三倍”。底片涨为七角二分一尺,面片涨为一角八分八厘一尺,以“每部戏至少要用底片一万五千尺”计算,仅底片费用就需要一万余元,一个拷贝的费用则增至两千元以上。(27)至1940年,胶片又一次提价,“每尺约须一元三角左右,战前底片每尺仅一角八分,与目下相比,竟高涨七倍有余。竞技宝手机端业巨头对本身前途,都有难以乐观之感”。(28)此时的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不仅面临成本高涨,还有另一个致命问题,即销售区域的大幅萎缩,仅有香港与南洋市场是较为通行无阻的发行渠道,其他地区则障碍重重。胶片贵、拷贝贵、发行减少,唯有通过控制成本来维持利润。涨价后,胶片的费用约占到制片成本的“百分之十至十五”。(29)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因为演员说错一句话而要重拍,则底片连声带片的损失就要二十余元,昂贵的代价竟使摄影场“NG声绝迹”。(30)


比涨价更可怕的是断货。德国矮克发胶片逐渐减少后,生产柯达克胶片的美国成为中国胶片集中的进口来源地。战时运输不易,利润没有保证,外商断绝胶片供应的警钟时时敲响。由于胶片昂贵、保存不易,沪上影片公司多数不可能大量囤货。即便资金雄厚的“国联”,对外界宣称也只有“六张片子”的存底。(31)1941年7月,因战事变化及日方不断扰乱上海金融,罗斯福忽然下令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随后又应国民政府请求冻结中国在美一切资金,并规定中国一切进出口贸易外汇必须向14家外资银行申请。(32)外汇在一片混乱后创出新高,胶片也再度涨价,柯达克公司并称“对此后来源并无把握”。(33)除胶片外,放映竞技宝手机端用的炭精竟也告紧急。(34)更有甚者,因外汇冻结后美国影片商怕收不回影片租赁费,意图放弃每年35万美元(约合法币700万元)的丰厚利润,上海专映西片的首轮影院即将断片,(35)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陷入全面绝境。


面临断货困境的不仅是上海,还有香港与大后方。香港的状况与上海类似,即均需消耗大量胶片,又无自主生产能力,完全依仗进口。“八·一三”后,柯达克等公司以为战争很快会波及香港,胶片势必滞销,一度停止了对香港的胶片运输。哪知香港竞技宝手机端界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摄制了大批“战争影片”,并大量向港粤南洋一代开映,底片、面片一时消耗极大,使“存货无多”的胶片公司“无以应市”,直到一个半月后新货紧急运到,胶片荒才得到暂时缓解。(36)至于大方后,1939年上海的杂志还在宣传“‘中电’与‘中国’(37)早已有未雨绸缪之筹划,目前‘中国’港厂,已购存大批胶片,而‘中电’亦于不久之前派摄影主任周克去港,接洽胶片事宜,亦已购进不少,暂时存放港地,一俟需用,即可随时运往重庆。故在目前,纵美国柯达出品告断,而重庆两大国营片厂之胶片,短期内仍可告无虞”。(38)仅仅到1940年,因为“在最近一个月中,胶片的市价又涨了许多”,以前的存货“亦用去十分之六七”,眼见胶片来源匮乏,“中制”决定摄制完四部长片后改变方针,要“以宝贵之胶片,用于新闻纪录片”。(39)该文同时猜测,将有大批影人因为生计问题而考虑到沪港重新谋职。该报道发出后,大概因为于抗战宣传不利,“中制”发言人立即致函上海报界,称绝不会中断故事片拍摄,已有九部影片在摄制计划中。(40)但根据所列片名,后无一拍成,胶片与战局的紧张更可见一斑。


内外交困之中,三地竞技宝手机端界为了胶片也可谓各显神通。胶片的捉襟见肘使很多人愤愤于国内竟无一家胶片生产企业。事实上,全面抗战前,国内早已有研制生产国产胶片的呼声。资料显示,在1936年的竞技宝手机端胶片涨价风潮中,业界曾大力提倡振兴国产竞技宝手机端工业。在此呼吁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曾资助清华大学青年科学家熊大缜进行胶片的研制,计划研究有成后设立工厂从事大规模制造,(41)但战争使一切成为泡影。早在1937年初,继“联华”“明星”两大公司之后,据称不借外债、勉强支撑过前度金融风潮的天一公司也陷入困境。前文提到的被认为“无聊”之举的粤语片配音事业被此时的天一公司发扬光大。他们先是为自己香港分厂所拍粤语片配音,进而为其他公司代配国语,“代价是五百元一部”。这种举措被认为“确实唯一的获利捷径”,“邵醉翁真不负精明能干之名”。(42)比天一公司更精明的是当时香港的文华公司,索性将粤语片拷贝剪去声带配上字幕,将有声片当成无声片来上映,(43)连廉价得多的“面片”费用也省去了。前文所提到的香港竞技宝手机端界1938年底胶片断货,影人竟然采用声带片充当副片使用,得以挨过胶片荒。(44)1940年,为解决大后方竞技宝手机端业胶片短缺等问题,中国制片厂副厂长罗静予赴美,以期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援。(45)三地竞技宝手机端业也不约而同从影片长度下手节省胶片。30年代中期,国产片为与欧美影片竞争,偏爱摄制消耗四五万尺底片的“巨片”,“现在是实在吃不消了”。(46)以往动辄两小时的片长,此时则常短至七八十分钟。1941年,“国联”制成首部国产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一般研究认为这是受到好莱坞动画《白雪公主》的影响,也是张善琨有产业眼光的一项举动,但还可认为,胶片价格一路攀升的形势下,利用大量绘画练习生,加之画成一格拍摄一格的几乎没有胶片浪费的制片方法,实在算得上是一种经济之举。


应当肯定,此时的中国竞技宝手机端界即使面临困境并在困境中费尽心思,也没有向日方屈服而使用廉价又易得的日本胶片。“孤岛”时期著名的“茶花女事件”充分表明,“孤岛”抗日情绪十分激昂,因此不论是出于爱国情愫还是因为舆论监督,日本胶片都不可能被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公开使用。有报纸不无夸张地说:“在此种情形下,影片公司能在挣扎着的,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了。”(47)“孤岛”竞技宝手机端事业的繁荣一定有利益驱使,但也正因为这种逐利中的底线坚守,竞技宝手机端界的这种集体行为才更显气节。


三、危机之爆发:


被控命脉,集体“沦陷”


1939年,在胶片涨价数倍、来源危及之时,曾有评论者十分焦虑地写下:“有一种恐怖的暗影,却在我笔尖上打转。因为以侵略为亲善的邻邦,他们的竞技宝手机端专业,虽然幼稚,可是胶片的制造,在三年前已有出品运到上海了,那时很有许多贪便宜的小型公司试用过,认为相当不差。现在我恐怕他们乘着欧战机会,将胶片也随着各种货品,努力倾销,我们贤明的公司执政者,当然不会被迫使用。但至无可奈何时,不要为了几千个职工生计起见,却来一下‘饮鸩止渴’的下策。那可不是辜负了我们历年苦斗的决心了吗?”(48)在这段忧虑后,作者又半是乐观半是自我安慰地说,如果真到战事危急时,制造胶片的化工业肯定都要转为军用,原料也要用于制造炸弹,敌人“决不会将军火原质,分用在商品制造上的”。不幸的是,这位论者着实低估了日本对于中国影业的持久策略和霸占野心,他的忧虑最终还是在“孤岛”沦陷后成为了事实。


就竞技宝手机端产业而言,欧美是在华利益的既得者。不论是巨大的影片外销票房还是竞技宝手机端制作机械、耗材等输入,每年欧美公司在中国的收益都十分可观。除上文提及的约每年35万美元的票房外,有人粗略估计过胶片成本,一算之下实在“可怕”,30年来中国仅胶片一项即用去数千万元。(49)日本的竞技宝手机端产业虽然发展较晚,但在30年代已颇有成绩。1934年,天津《益世报》曾报道日本成功自制竞技宝手机端胶片的消息。(50)1937年前后,他们即将自制的樱花胶片在中国试销,价格比柯达克、矮克发的副片还便宜一半,但遭到抵制,(51)日本影片在中国的状况也大抵如此。欧美与日本在对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产业输出上的矛盾十分显著。因此在占领“孤岛”后,无论是从“国策”宣传需要,还是从长远经济利益考量,他们当然都会尽快开展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事业的侵略。此时,紧缺的胶片成为他们唾手可得的能扼住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命门。


应该说上海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对此情况是有一定准备的。1941年夏天,预感到“孤岛”岌岌可危,并且“柯达公司已由出售商的地位变为代办性质,对于货品的运输及到期,不负责任”,(52)在张善琨的直接授意下,“国联”发行部主任卞毓英联合上海几大公司组成联邦公司,集资50万直接向美国窦帮(DuPont,当时又译杜旁)公司预定各类胶片。使用后,发现胶片质量甚至“比柯达优良”,且价格较低,因而又有大量预定、囤积窦邦胶片的打算,计划一次运输足够两年使用的胶片来沪。(53)之所以有能够囤货的资金,是因为“联邦公司系由国联、金星、国华、民华等数公司合力组织者”,他们首次订货就达“二百余万尺,大约可以维持各公司的需要到明年四月底”,但仅出售给在联邦公司有集资的公司。(54)这一跨过代理商直接订货的举动甚至引起了柯达克价格的小幅下跌。1941年6月12日的《陆洁日记》记载,柯达克胶片曾在短时期内打了九折,但很快恢复了原价。


然而,更早到达“孤岛”的不是第二批窦邦胶片,而是日军的铁骑。辻久一记述,1941年12月8日,他与川喜多长政与日军一起进入租界,“拜访”了上海的私营影业老板,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最缺“胶片”和“米”。(55)在产业与生存一样面临断绝的情况下,日军抛出了胶片的诱饵。1941年1月18日的《陆洁日记》记载:“十八日应邦约偕朱访邦,邦告,上海底片存数不多,即将用完,以后只好用富士片,限供给七十二部,按去年各家出品比例分配,新华32部,艺华16部,国华12部,金星6部,尚余6部各家在竞逐中,邦在计划集股拍片,争取此余额云。”72部影片胶片的供应足以让牟利的竞技宝手机端商人跃跃欲试,甚至顾不得“引狼入室”。“饮鸩止渴”的担忧一语成谶。一年后,张善琨在谈到“中联创立经过”时,最先提到依然是胶片问题:“影片公司本以胶片为灵魂,犹如人体有灵魂则生,无灵魂则死”,在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居然按照其国内标准,以每月6部“如此宝贵之原料供给中国制作娱乐品之用”,“各公司当局认为大有希望,均觉喜出望外”。(56)事实证明,接受胶片诱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自1942年4月起,从“中联”到“华影”,上海多数私营竞技宝手机端业资产,包括设备、厂房、摄影场及演员、编剧、导演等有形无形资产,逐步沦为侵略者和伪政府严密控制下的竞技宝手机端宣传资本。其过程已有多个研究成果进行过深入剖析,(57)此处不再赘述。


无论是当代研究者的情感认同,还是越来越多被发现的资料,都倾向于证明上海竞技宝手机端的主要创作人员是在蒋伯诚、吴绍澍、吴开先等国民党官员授意下留守和保存上海影业、消极抵抗并防止恶势力扩张,(58)但我们依然不能无视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整体“沦陷”的事实。首先,供给的“宝贵原料”胶片绝无可能任由生产“娱乐产品”:政府公告和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都表明,日本及伪政府有十分坚定而明确的“国策”竞技宝手机端主张;不管斗争策略及最终效果如何,多部合拍片有侵略者鲜明的宣扬“中日亲善”“反英美”的预设,部分非合拍片中所流露的劝导隐忍、合作、博爱,也意图暧昧,当然更有为数不少直接宣扬侵略意图的纪录片;放映业在自愿或被迫之下,将这些影片传播到广大沦陷地区,并投放代替欧美竞技宝手机端的日本影片达三年有余。其次,在从“中联”、上海影院公司到“华影”的几次资产整合中,以股份公司招股、增股为名,上海私营影业的资产被不断侵占、掠夺。简单来说,也就是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依然需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竞技宝手机端生产,但其发行权、审查权及相当大比例的产品收益,都由日方资本、汪伪政府、伪满政府和汪伪政府授意投资的官营资本瓜分。随着“沦陷”后期急剧的通货膨胀,原有的私营竞技宝手机端资产被榨取殆尽,基本无以为继。


尽管独霸了胶片来源、彻底断绝了欧美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并且大刀阔斧地重组上海影业,至少在上海,日本侵略者不仅没有获得理想的竞技宝手机端宣传效果,也并未得到预期中的丰厚经济利润。(59)就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生存状况来看,“中联”时期就已“经济窘极”。(60)“华影”开办后不久也在通货膨胀加剧下陷入困境,不到半年即决定紧急增股。为此,总经理冯节甚至特别制造了“友邦人士,承允增多胶片供给数量”(61)的谎言。在《陆洁日记》中,1942年6月16日就又已经出现“底子片涨价,由日金36.12到45.15”的胶片涨价消息。其他如无法开工、裁员、工潮、演员走穴等记述更加比比皆是。“中联”成立时可谓轰轰烈烈,成立一周年时尚算热闹,而到“华影”成立一周年时,已是“因无钱,叙餐游艺均取消,茶点后即散,凄惨之至”。(62)最终,基于维护稳定和长期殖民而制定的竞技宝手机端宣传政策,在日本节节败退下如同废纸。战事紧张时,本就不甚发达的日本竞技宝手机端工业根本无暇自顾,更不用说“无私”地支持“友邦”,冠冕堂皇的“中日提携”也就顾不得维持了。战争中经济的混乱,更是使国民政府自30年代中期起一直勠力维持的货币稳定完全崩溃。可以说,“胶片”危机的最终爆发,造成的不仅是中国私营竞技宝手机端业大部分有生力量的集体沦陷,还使私营竞技宝手机端资本在沦陷中一步步走向破产边缘。


四、危机之后续及思考


1945年8月,千疮百孔的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战后竞技宝手机端产业格局大变,“中电”“中制”等官营影业接收了包括“华影”在内的大部分沦陷竞技宝手机端资产。经过这一番接收,“官营影业规模不断扩大,拥有了全国2/3的竞技宝手机端制作设备,其出品的竞技宝手机端数量占了全国影片出品总量的1/5”,(63)成为代表着国民政府官方话语的竞技宝手机端核心生产力量。战时的私营“竞技宝手机端大王”张善琨避走香港,“孤岛”沦陷后避居北平的吴性栽则卷土重来,创建了这一时期颇具竞争实力的文华公司,与“昆仑”“国泰”“大同”等一起成为战后私营竞技宝手机端的基本力量。


按常理,战争结束,航线重开,美国“盟友”在战争最紧迫时尚能大手笔地援助重庆宝贵的胶片,(64)战后于友谊于利益都更应无限供货。但在1947年,上海竞技宝手机端胶片即又告紧张。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国民政府为促进经济恢复,鼓励进口,造成入超狂增,外汇储备大量萎缩。(65)1946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66)对外贸交易进行限制,涉及到竞技宝手机端业的则是每年进口胶片数量和影片数量都由政府设置限额。抗战胜利后国产影业尚未复原,美国影片借机大肆输入,这项举措理论上对国产影业复苏是有利的。但事实上,影片的输入因为美方的干涉并未实现,这项政策真正影响的只是胶片的输入。(67)此时国产竞技宝手机端刚刚有起色,胶片用量增多而供应徒减,报界“危机”之声又起。(68)因为缺少胶片,包括官营影业在内的竞技宝手机端企业使用过期货、副片、声带片充当正片,比战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买到胶片,一些竞技宝手机端公司不惜铤而走险,辗转到香港购买再走私到上海,被海关查没后甚至集体要求公开拍卖被没收的胶片,以解燃眉之急,(69)胶片的缺乏可见十分严重。这一限制直到1948年才有所缓解。经过竞技宝手机端界的多次集体呼吁,“输管会”终于同意各公司可以按计划报备胶片需求量,由政府审核后统筹采购。(70)但此时物价已开始上涨,国民政府崩溃前的资本外撤、通货膨胀、金圆券风潮接踵而至,胶片从买不到变为买不起,国产影业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仅仅一年不到,算得上沪上经济状况最好的私营公司“文华”的老板吴性栽基本放弃公司赴港,其余竞技宝手机端公司也多数停止了拍片。仅一项竞技宝手机端业,就足可以说明战后的国民党政府生生地打坏了一手好牌。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依靠从苏联、欧美进口胶片,但早在东北解放之初,东北竞技宝手机端制片厂即开始建设研究队伍,在日本技师的帮助下研制胶片。1958年前后,分别于保定、无锡等地设立胶片工厂,60年代完成了黑白竞技宝手机端片系列产品的批量生产,黑白片材料基本达到国产化。感光专业高级人才的培养也在中科院和数所高校持续进行。(71)70年代,国产彩色胶片投入量产,到1986年,我国已有18种竞技宝手机端胶片产品,(72)国产竞技宝手机端胶片不仅能供给国内需求,还有少量出口。新世纪以来,竞技宝手机端数字化技术革新进展显著,数字摄录设备和存储介质,已经大规模取代了传统胶片和摄影机。曾经因“乐凯”胶卷而闻名的保定竞技宝手机端胶片厂,已主要服务于航天事业。目前,中国无论用于竞技宝手机端摄制还是电视、网络节目摄制的机械与耗材,从摄影(像)机到存储设备,依然多数依赖进口,尤其在高端领域,索尼(Sony)、佳能(Canon)、松下(National)等品牌占据了绝对优势。高清影像从成像制式到剪辑软件,国产研制率十分低下。在竞技宝手机端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增长点被大力促进的当下,缺乏核心技术的短板,始终是繁荣之下一个随时可能被触发的隐患。


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胶片问题始终是高悬于竞技宝手机端产业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时代竞技宝手机端业的起起落落,其中当然不乏经营者个性的因素或偶发的天时地利的失调,但集体性的产业走向并不是这些原因所能完全覆盖的,其背后必然有整体政治经济的强大推手。胶片所引发的影业危机,使中国早期竞技宝手机端人在实现了一次次的艺术突破,创造了如此多优秀作品的同时,却缔造不出一个持续良性发展的整体产业,即便有张善琨、吴性栽、周剑云等或雄于资本、或富有魄力的事业家,也很难扶大厦于将倾。几十年过去,我们又面临着一轮新的技术浪潮与贸易之争,直至今日,“危机”可说仍未彻底解除。竞技宝手机端工作者都应时时警醒,让历史成为我们的镜鉴。 

(秦翼,南京艺术学院教授,210013)


注释:

(1)(3)《胶片激涨声中制片之成本及前途》,《竞技宝手机端》1939年第54期。 

(2)《胶片的来源问题》,《青青竞技宝手机端》1939年第4卷第28期。本文沿用民国时期对胶片种类普遍称法。 

(4)《胶片价涨》,《娱乐周报》1935年第1卷第22期。 

(5)《陆洁日记摘存》,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资料馆内部刊印1962年版。

(6)(13)《国片界之致命伤胶片价格高涨不已联华影片数部被迫停拍》,《娱乐周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7)《竞技宝手机端胶片涨价》,《电声》1936年第5卷第4期。

(8)《影响中国金融之白银问题》,《申报年鉴补编》,上海:申报年鉴社1935年版,第31页。

(9)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386页。

(10)孙路《论民国时期的几次重大金融改革》,《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1)(18)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5年第1卷,第3页。

(12)(15)(20)《罗明佑联华地位摇动》,《优游》1936年第15期。

(14)国民政府认定粤语片不利于全国统一,规定内地影片必须使用国语。

(16)《联华公司细胞里:吴性栽有十三万元经济实力》,《大晶报》1936年6月29日。

(17)李爱《白银危机与中国币值改革》,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19)罗明佑《联华公司民国廿五年度状况报告书》,《联华画报》1937年第9卷第3期。

(21)《明星扩充借款十六万》,《铁报》1936年7月3日。

(22)《受不景气影响明星将大裁员》,《铁报》1936年12月28日。

(23)慕维《吴性栽口气不小:大有做竞技宝手机端业托辣斯的企图》,《社会日报》1937年4月20日。

(24)《大批某国出品廉价胶片秘密运华谋倾销》,《电声》1937年第6卷第1期。

(25)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8年第1卷,第94页。

(26)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466页。

(27)同(1)。

(28)《胶片高涨七倍》,《电声》1940年第9卷第7期。(29)《上海影片业将陷停顿“冻结”影响到胶片》,《电声》1941年第10卷第2期。

(30)《摄影场NG声绝迹,为了胶片涨价》,《青青竞技宝手机端》)1940年第5卷第29期。

(31)《胶片来源断绝,国联仅六张片子存底》《中国影讯》1941年第2卷第38期。

(32)木公《论资金冻结及其影响》,《中央经济月刊》1941年第1卷第4期。

(33)《竞技宝手机端胶片昨起涨价此后来源并无把握》,《竞技宝手机端新闻》1941年第149期。

(34)《影院煤精将断绝》,《电声》1941年第10卷第2期。

(35)《影片租费停供外汇首轮影院焦虑》,《申报》1941年9月26日。

(36)《青黄不接期间,香港制片大闹胶片慌》,《电声》1938年第7卷第3期。

(37)即中国竞技宝手机端制片厂,现多简称“中制”。

(38)《中国与中电,胶片存货充足,将不致受欧战影响而停止摄制》,《青青竞技宝手机端》1939年第4卷第26期。(39)《大批影星即将返沪,中制将变更方针说》,《青青竞技宝手机端》1940年第5卷第19期。

(40)《中国制片厂胶片来源不成问题,继续开拍九部新片》,《影迷画报》1940年第11期。

(41)何《熊大缜先生研究狂造胶片》,《清华副刊》1936年第44卷第6期。

(42)《天一公司最近不拍戏,专为粤片配国语声带》,《影与戏》1937年第1卷第34期。

(43)《将方言声片的声带剪去后准映,这确是一个变通妙妙法》,《影与戏》1937年第1卷第9期。

(44)《青黄不接期间,香港制片大闹胶片慌》,《电声》1938年第7卷第3期。

(45)《商讨胶片改革问题罗静予行将飞美》,《康乐世界》1940年第2卷第11期。

(46)《胶片又涨,影人皱眉》,《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95期。

(47)同(1)。

(48)同(2)。

(49)《可怕:不能不加计算的胶片帐》,《影与戏》1936年第1卷第4期。

(50)《日本国产胶片开始出卖》,《益世报》1934年3月18日。

(51)《小公司的恶劣倾向用X国樱花牌底片》,《铁报》1937年6月6日。

(52)《卞毓英组织联邦公司》,《竞技宝手机端日报》1941年2月28日。

(53)《窦邦胶片昨日提货》,《竞技宝手机端日报》1941年5月3日。

(54)木风《联邦的窦邦胶片存货充足并已向美电购》,《申报》1941年10月24日。

(55)[日]辻久一《租界进驻记》,《新映画》1942年2月,转引自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56)张善琨《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新影坛》1943年4月“中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

(57)参见李道新《中国竞技宝手机端史(1937—1945)》,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腾飞《争议的遗产——沦陷时期上海竞技宝手机端研究》,上海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58)参见拙作《战后上海附逆影人的检举和清算》,《当代竞技宝手机端》2016年第1期。

(59)沦陷时期“中联”“华影”的收益细节需要更多的材料证明。陆洁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张善琨私下侵吞大额影片分红。这至少说明,在“沦陷”的部分时期或部分影片,收益还是可观的,但是这些盈利没有被公开,更没有用以回馈竞技宝手机端生产。

(60)《陆洁日记摘存》1943年2月15日,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资料馆内部刊印1962年版。

(61)转引自王腾飞《争议的遗产——沦陷时期上海竞技宝手机端研究》,上海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第31页。

(62)《陆洁日记摘存》)1944年5月12日,中国竞技宝手机端资料馆内部刊印1962年版。

(63)杨燕《国民党政府官营竞技宝手机端发展考略》,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64)《美赠我胶片三百万金元》,《今日竞技宝手机端》1944年第20期。

(65)罗红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66)《院令:行政院令节京伍字第二六○三号(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第2684期。

(67)《现阶段中的配给问题》,《申报》1947年2月28日。

(68)《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事业前途危机胶片限制入口耗量增多来源断绝》,《戏世界》1947年第320期。

(69)《竞技宝手机端界要求海关拍卖没收胶片救急》,《戏世界》1947年第337期。

(70)《今年第一件喜讯!影片公司老板笑嘻嘻大量胶片即将运到》,《青青竞技宝手机端》1948年第16卷第3期。

(71)孟笑岩、朱璧英《回顾我国竞技宝手机端胶片工业的起步》,《影像技术》2007年第1期。

(72)黎戈宁《胶片的记忆》,《化工管理》2017年第7期。


编辑:王    熙

校对:徐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