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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危机 ——对抗战前后电影产业的一种考察
主编:何朝礼
主办:竞技宝入口嘉陵江经济文化协会
协办:竞技宝入口竞技宝手机端微竞技宝手机端协会
2020年8月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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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1387    发布时间:2019/12/13

重写竞技宝手机端史

作者:秦翼

责任编辑:檀秋文

版权:《当代竞技宝手机端》杂志社

来源:《当代竞技宝手机端》2019年第十二期


方寸之间的胶片,看似是竞技宝手机端工业中最微小的环节,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原料的缺乏,和实业界对于竞技宝手机端事业的不重视,没有大资本设厂制造”,(1)胶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耗费巨额外资,且价格的涨落完全受制于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因被卷入全球性金融风波及受战争的严重影响,胶片价格疯涨,来源日益紧缩,不仅大大增加了竞技宝手机端制作成本,也深刻影响到竞技宝手机端业的资本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胶片问题更成为扼制竞技宝手机端产业的命门,竞技宝手机端界虽努力抵制日本胶片,但因胶片来源彻底断绝而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上海竞技宝手机端界集体“沦陷”。本文欲从该时期各类资料中找寻及拼合出自全面抗战前后至日寇完全占领上海期间,竞技宝手机端界逐步升级的胶片危机,并分析“危机”直至今日的延续,剖析这一民族竞技宝手机端业、制造业乃至国家政治的深沉伤痛。


一、危机之初起:


金融风潮,资产整合


“拍影戏用的胶片,在英文名是叫Film,分Negative‘底片’(又译为正片或母片)和Positive‘面片’(又译为副片或子片)两种。”(2)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胶片主要来源于德国及美国,主要品牌为“德商德孚洋行的‘矮克发’和美商柯达公司的‘柯达克’”,期间也有“比利时的‘三角牌’,美利坚的‘迪邦’,英吉利的‘乔治’,和意大利的‘五角牌’胶片来沪行销。价目比较便宜,但都不能得到影戏公司当局的满意”,未能形成市场规模,“旋起旋灭”,同时“矮克发”(Agfa)和“柯达克”(Kodak)“这两家虽然在营业上为敌体,可是在价目方面,却声应气求,保持协调精神,从来没有一丝高低的”。(3)因此,30年代中期以前,胶片虽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尚属稳定,基本未对竞技宝手机端业构成过沉重负担。


20世纪30年代,竞技宝手机端胶片第一次明确的涨价,见于1935年11月。报纸刊载,因“金市高涨关系,外商胶片售价,已定自本月起,一律涨价二成。以前正片每尺为一角五分,现须增至一角八分,副片每尺三分九厘,将改售四分七厘”,按万尺计算,相差则为“三百元与八十元”。(4)这则消息隐藏于《娱乐》双周刊一众女明星花边新闻下一角,对普通读者来说,许只是动荡时局中一则无足轻重的小消息,但对竞技宝手机端业却是一场危机的初始。


以当时国产竞技宝手机端公司的翘楚联华公司为例,公司核心人物陆洁的日记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5月,涉及胶片的记述尤为频密:“(1935年10月)廿一日泣残江本定今日开拍,积欠柯达恒记太多,取不动底片,罗嘱停拍。”“(1936年1月)十五日迷底片已用到三万四千尺。”“(4月)十一日昨拍1605尺,为拍有声片以来之记录,NG过多。”“(4月)十六日因欠黑房洗印费,被扣住洗出底片不交。”“(5月)八日迷片苏州外景用片特多,孟已两次回来添取底片。”“(5月)十五日孟由苏来电话要底片。”“(5月)廿六日各戏均不能拍,到(倒)可配音则赊不到声带片。”(5)


胶片涨价涉及的不止拍摄用的“底片”,还有洗印拷贝的“面片”、配音所用“声带片”,甚至洗印药水等一系列相关产品。1936年初,胶片再度传出涨价一成的消息,(6)报刊评论称:“奄奄一息之中国影业,受此打击,益将乏力支持。”(7)这样的喟叹难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仅为制片成本一部分的胶片,两三成的价格涨幅,对竞技宝手机端业果真如此致命吗?


考察可知,这场危机涉及的不止是联华公司,还有整个国产影业。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可谓风雨飘摇,“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战争威胁、各地自然灾害不断,但对经济产生更大影响的则是中国不断被卷入国际性金融风潮。民国初期,我国实行银本位,金贵银贱,因此欧美日等金本位国家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最初并未强烈波及中国。进入30年代,上述国家为促进经济恢复、扩大海外市场,逐步放弃金本位。1934年5、6月间,美国相继通过《白银法案》和《购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刻意提升白银价格。至10月,白银价格较伦敦1931年、纽约1932年的最低价高涨逾一倍,“斯时以国内较贱之白银,运赴银价较高值市场,脱手出售,自属有利可图”。(8)觊觎中国白银的不仅仅是欧美,上海市民记载,无数小钱庄大量收购银元运往虹口,“大批银元都装箱运到了日本去”。(9)中国在1932年以前白银一直入超,自1933年起变为出超,当年出超14154259元,1934年出超竟高达259941414元。(10)大量白银的外流,加之白银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对外贸易输出锐减,国内“工商各业,既感凋敝,金融恐慌,尤为剧烈”。(11)经济萧条、通货紧缩使民营企业和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经济面临崩溃。


竞技宝手机端制片本就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此时不论是银行还是投资者,对于有风险的娱乐事业似乎都已无暇顾及。从陆洁的日记中不难发现,1935—1936年上半年,资金短缺使联华公司举步维艰,赊账、欠薪、被断水电已是家常便饭,此种困境正是上述全国性白银风潮的一个末梢。这时再遇胶片涨价,即便只涨二三成,对联华公司来说也是颇为致命的打击。为解开资金困局,1936年4月,罗明佑曾赴港集资,在银根如此紧张之际当然是一无所获。(12)为此,一向依仗财力雄厚,喜欢数片齐头并进的联华公司不得不压缩制片计划,只保留有“生意眼”《迷途的羔羊》等片。(13)一手创建联华公司的罗明佑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据报道,他想出的应急之策是孤注一掷地购入四万尺底片,“打算把香港比较好的几部片子,改录国语,(14)携回上海去”,但此举根本未奏效,反被报章讽刺:“这在他平时的地位上”,可算“有点无聊”。(15)


融资失利和应急之策的无效,终于使联华公司难以为继。《陆洁日记》多次记载,一直在经营上与罗明佑颇有嫌隙的吴性栽此时已为联华公司多次垫付期票。报刊披露的具体数目则为“《浪淘沙》压了三万元,《迷途的羔羊》与《到自然去》共压了十万元”。(16)在联华公司接连受挫的经营中,吴性栽逐步占据了主动。吴性栽除了颜料生意外,还在经营矮克发胶片的公司拥有股份,财力雄厚。同时,自1935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与英美达成妥协,以白银换取大量外汇,“成为英镑和美元的共同附庸”。(17)1935年11月13日,政府宣布改革币制,正式推行法币。随着一系列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白银流失被有效遏制,当年出口量官方统计为5940万余元。(18)进入1936年后,工商业有所复苏,通货紧缩稍缓解。但是在影院经营上长袖善舞,在“国片复兴运动”中惯走上层路线的罗明佑,并没有能撑到这一轮经济回暖。1936年8月起,吴性栽凭借在上海经营多年的积累和浙商集团的雄厚实力组织“华安”银团,虽在罗明佑口中两者是“宾主关系”,(19)实则是吴性栽已执掌了联华公司。


有舆论将这次联华公司的资本更替视为“省界观念”(20)的争斗,即作为浙商的吴性栽及吴邦藩等人与罗明佑、黎明伟等代表的粤港资本的较量,但“省界”显然没有成为吴性栽投资的边界,同样是浙商的张石川的明星公司也面临着吴性栽的资金介入和收购威胁。1935年中,不景气的余波辐射到刚刚失去郑正秋且问题重重的明星公司,几乎使其陷于绝境。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周剑云力挽狂澜,并以全部资产向“交通银行抵押了十六万”得以暂时维持。(21)但至年末,明星公司再度资金断绝,又一次大举裁员,(22)并不得不接受吴性栽所组银团的六万投资。除“明星”“联华”外,此时的艺华公司也为吴性栽染指。作为附加条件,这些公司自然无一例外都改用了“矮克发”胶片。(23)或许真如报刊消息所说,吴性栽野心勃勃,希图建立起上海影业托拉斯。如果不是其后的全国性战事,及1935年成立的新华公司作为后起之秀经营与资本都十分优质,吴性栽很可能在30年代末就完成了对上海影业多数资产的兼并。


与当时报章上较为一致地为“联华”“明星”等公司的命运叹惋不同,笔者并不倾向于简单否定吴性栽为代表的资本集团的介入对于中国影业的价值。毕竟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艺术、技术、市场均可毫不冲突地成为其伴生品,好莱坞的发展就最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但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这一轮资本整合的背后,体现的是经济与科技积弱的中国在竞技宝手机端产业中的不能自主。原本只是竞技宝手机端工业链条中一小环的胶片供应居然可以左右竞技宝手机端业,而作为欧美竞技宝手机端产业最末端的胶片代理商几乎获取了上海竞技宝手机端业的垄断地位,这才最令人唏嘘的。当然,这一切仅仅是危机的开始。


二、危机之升级:


来源告急,三地交困


1937年元旦,沪上流行竞技宝手机端娱乐杂志《电声》出了一期“狂大”号,作为新年来临和出版五周年的庆祝。《电声》第六个年头的首期用了可爱的孩子来作封面,并在卷首寄予新年美好的希望。然而,从第二页起,明星公司、天一公司、但杜宇等负债、被控告的消息就充塞了版面;紧接其后,一则名为《大批某国出品廉价胶片秘密运华谋倾销》(24)的消息十分引人注目。报道称,“最近,忽发现有某家洋行运到大批影片,完全系某国制造者,现在正于秘密中派人进行向各家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兜揽生意,每尺底片,仅索价国币一角一分,副片每尺只收三分”,且可记账到年节结算,如此做法可算对困境中的竞技宝手机端公司十分迁就。报道随即指出:“各竞技宝手机端公司负责人,绝非毫无心肝之辈,假使不是丧心病狂,想必不致因贪图便宜而购用仇货吧。”原来,廉价倾销的胶片竟来自敌国日本!《电声》如此肯定上海竞技宝手机端公司不会接受日产胶片,是源自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界强烈的反日情绪,而此时离上海被日军侵占却已不远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开战。同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集中于上海的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业遭受重创,所余力量转移到租界,不久之后即在“孤岛”恢复竞技宝手机端生产。上海进出口贸易遭受战事直接影响。据海关统计,至1938年,在战时中外贸易额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上海进出口贸易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仍由50%有余降为30%,(25)直至1939年“孤岛”情况较为稳定才有所恢复。其后欧洲战事紧张,德国胶片工厂转为军用,加上国内对德货的日益排斥,矮克发胶片逐渐减少,美国商船也部分停止了远东航线,胶片来源告急。


1938年起,日军将华北沦陷区回收的大量法币转运上海市场,利用国民政府的战时外汇自由兑换政策大量套取外汇,加之投机商人伺机而动,导致外币兑换价上涨。虽然国民政府采取了较为及时的对策并实行外币限购,英国汇丰银行亦参与平稳外汇,(26)但进口商品价格已经普涨,物以稀为贵的胶片更是“逐渐增加了二十成”,之后又因为“欧战发生缺货”“又忽然涨了十成”“计前后增加了三倍”。底片涨为七角二分一尺,面片涨为一角八分八厘一尺,以“每部戏至少要用底片一万五千尺”计算,仅底片费用就需要一万余元,一个拷贝的费用则增至两千元以上。(27)至1940年,胶片又一次提价,“每尺约须一元三角左右,战前底片每尺仅一角八分,与目下相比,竟高涨七倍有余。竞技宝手机端业巨头对本身前途,都有难以乐观之感”。(28)此时的中国竞技宝手机端不仅面临成本高涨,还有另一个致命问题,即销售区域的大幅萎缩,仅有香港与南洋市场是较为通行无阻的发行渠道,其他地区则障碍重重。胶片贵、拷贝贵、发行减少,唯有通过控制成本来维持利润。涨价后,胶片的费用约占到制片成本的“百分之十至十五”。(29)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因为演员说错一句话而要重拍,则底片连声